1950年前后，新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开发季节来临了。
伴随着数10万屯垦戍边部队官兵雄健的脚步声，一批又一批女兵队伍也开进了新疆。
她们来自甘肃、湖南、山东、上海、广西、四川、河南等地。
她们有的是解放军一兵团特招的青年知识分子，有的是学校学生及调干军医护士等。
这些女兵大多不到20岁。她们西征新疆的首要目标是解放新疆劳苦大众，保卫边疆建设边疆，开发万里荒原，再造一方沃土。而潜在使命是与进疆官兵共筑爱情与婚姻。
当时，除陶峙岳将军的10万起义官兵外，10万解放军将士先后开赴新疆，进入崭新的开发建设时期。而如何解决这数10万走出炮火硝烟的官兵们的婚姻问题，几乎是当时的“国家级”难题。招收女兵当然是一条重要解决途径。
今年就是部分女兵进疆及新疆和平解放50周年了。为纪念这些卓越女性为新疆建设事业所建立的不朽功绩，记者日前分别采访了首批进疆的女战士高培芳和魏玉英。下面是记者就西征女兵有关婚恋生活问题同她们的交谈———
问到当时女兵的招收数量及兵源地时，魏玉英老人说，当时女兵的总数字我没掌握。反正数字不小。第一批大规模进疆应当是我们这批甘肃临洮的女兵有150人。1949年中秋节出发的。当时的一兵团以军政干部学校的名义招生。该校是王震司令员亲自安排傅志华校长开办的。在临洮县一下子就招收男女兵1200人。后来，湖南军政干部大学、广西军政干部大学的女兵来了；招聘团的湘妹子来了、山东老根据地及四川等地也先后招收一批女兵；同时又从华东部队调干来了些军医和护士；再后来就是山东、湖北、上海、河南等地的女支边青年。成规模的进疆女兵大概有六七批吧！
婚恋问题是关于每个青春女子的“终身大事”，是任何人也不愿意有丝毫懈怠的事。在西行的路上，聪慧的湖南妹子已敏感地意识到了关于她们这些10多岁的女兵的婚姻现实。1951年8月26日，步兵第18团记于库尔勒的一份总结材料说：她们参军后，由湖南出发，经西安、兰州直达新疆。沿途听到人们的议论和各地首长给她们讲话中提到婚姻问题。到考查后，住在17团，亦听到隔壁干部谈论说，3年后，我们每个干部都有一个老婆。我团举行放水典礼大会，王司令员在干部会上亦讲到她们的婚配。因此，她们对这个问题都很注意，在思想上产生顾虑和怀疑。她们问，为什么首长都要讲婚姻问题呢？招聘团为什么专门招女的呢？她们害怕组织上强迫她们结婚。后来，部队采取“组织介绍，个人同意”的婚姻办法。可后来的传说很多，比如说组织给官兵分配老婆；女兵全分给当官的了等。
魏玉英证实说，在当时情况下，进疆部队将士男性大多在30岁以上，女性大多在20岁以下，男多女少、男大女小情况普遍。
大量女兵进疆后的1955年7月3日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政治部的一份性别统计报表是这样的：“师机关直属部队：未婚女性316名，未婚男性1527名，性别比例20．6：100；全师部队：未婚女性1299名，未婚男性4483名，性别比例29：100。这一年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女性比例只有10．7％。两位老战友回忆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26师76团，当时除团长有家室外，也就极个别官兵入伍前在内地老家有媳妇，全团连副团长在内，95％以上是光棍。这些都是事实。组织介绍，由领导找你谈话，如表示同意，然后就写结婚申请也是事实，并不像有些报刊及影视作品所讲的那样严重地分配，更不是几个官兵合分一个媳妇。组织上还是要征求本人意见，不同意也不强迫。在当时那种条件下，为稳定部队，确保屯垦戍边大业的实现，我认为这种措施（征招女兵）是可以理解的。这些女兵的巨大贡献绝不仅仅是婚配问题，而是在新疆开发建设的各个领域都发挥了举世瞩目的作用。从1950年起，部队开展文化大进军。女兵中凡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，均是文化教员和文化速成小学、中学的老师。大家以女兵特有的耐心细致，手把手地教战士学文化，成为部队文化战线上的一支重要力量。
我理解这些女兵前辈们的突出功绩和精神动力。但事实上在那种情感浓度明显不足的情况下，年龄问题往往是影响婚姻质量的重要因素。无疑，参加革命时间越长、年龄越大，军衔就越高。当时部队规定，若团级干部没成家的，分来的女兵是轮不到给营级干部介绍的；同样地，若营级干部未解决；就轮不到连级于部，更不会考虑排级干部了。可是，团营干部的年龄多在30岁左右。试想一下，在婚姻中不可缺少的感情基础尚未建立的情况下，把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许配给三十多岁的大龄青年，其表象及心理悬殊可想而知。据说，一位一直以“从毛主席家乡来的”而自豪的湖南女兵，被介绍并嫁给一位营长后，两人感情总是不和。另一湖南女兵嫁的是本团政委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她都叫自己的丈夫“政委”。有的新娘新婚之夜将属于自己的那条被子缝成睡袋，以抵御丈夫的“侵犯”……在经过一番内心的矛盾之后，几位老人回忆起了自己的婚恋状况及感受。
高培芳是这样说的：1950年春天，从军干校到了吐鲁番后，四十多名男女学员（其中有10多名女兵）被选出来，送到当时驻喀什的二军军部培训当译电员。是翻译电报的，所以纪律要求很严。不能和外面的人来往过多；两人同行才能上街；不能找同行以外的人谈对象；写家信必须交领导审查后才让寄出等等。在这里，我就认识了当时的机要科长×××同志，并同他结婚。我于1983年7月离休，有4个儿女。我对我们的婚姻家庭感到很满意。因为我们是从艰苦的岁月里走过来的，最懂得同甘共苦及相依为命的涵义。
魏玉英说：1950年5月，二军教导团步行到阿克苏。队长通知我们10多个女兵说，留在当地。我们就分到二军五师文工团。当时正排演《白毛女》，可我们的甘肃口音太重了，只有两人留下来。我被分到位于库车的13团组织股。我是15岁参军的，当时16岁。我们团还有一个副团长及政治处主任没结婚，但年龄都不小。我就暗想自己年龄小不结婚，如果遇到这个问题，我也要找个年轻一些的，我们团共分了3名女兵到团里，最终只来两个，加上后来的，总共就四五个女兵呀！我悄悄翻开组织股的全团干部花名册一看，二营教导员最年轻，只有25岁。最年轻也大我9岁呢！我就将他作为可考虑对象。经人介绍，相识一段后，我们才于1951年结婚。40多年的风风雨雨，可我们都顽强地相依相扶着走到了今天，我们是幸福的。我感谢命运。虽说有些女兵的婚姻不尽如意，但他们大多以高尚的情操和坚韧的意志，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出了美好生活。许多人儿孙满堂，上老年大学或从事社会活动等，都可以安度晚年。1949年10月5日晚结婚，连洞房都未进就分居两地5年的魏振常、王淑莹夫妇，在教育战线默默耕耘40多个春秋，他们同样过得美满幸福。
（摘自《海上文坛》1999年第7期，陈漠文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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